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1916年在《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先后使用宪治、宪政各一次：今日民权丕振、宪治普行之世，光化之下，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
因此，提案权不可以随意放弃，与之相反，对于一项普通权利，权利主体一般可以怠于行使甚至可以放弃。实际上在我国，一些地方权力机关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地方人大代表提案权的行使，如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办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规则，等等。
因此，可以通过通知、公告或其他方式细化议案的范围或者是该次会议的议案范围，确保议案的针对性。会议组织者对议案撰写要求规定不一，且较为随意，如规定议案中的具体要求部分可以详写，甚至也可以只提交议案要旨，在追求数量的同时降低了对形式的要求。人大代表是民意代表与权力使者双重身份的结合，承担着实现代议职能的使命。然而，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代表，人大代表履行职务和从事实践活动需要有相应的能力作为支撑。[13]地市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建议多，议案少，而质询案、选举案、罢免案和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案的比例小，列入会议程序进行审议的议案更少。
从我国对代表提案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提案权的行使也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从提案权设立的初衷来看，议案的内容既要体现层次性（全国人大管辖的事务与地方人大管辖的事务），又须遵循体现民情民意、关注大事要事、立足全局、高瞻远瞩的原则，避免议案的庸俗化与肤浅化，同时议案要求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它是对问题的挖掘、分析和实际解决，而非学术性探讨。特别是，宪法的基本权利被看做是客观价值秩序而辐射一切法领域，刑事立法者因此负有保护义务，有义务通过刑法规范的制订和修改，保护基本权利权利免受侵害。
[90]毫无疑问，对立法者产生约束性限制作用的，不可能是教授们的观点，而只能是宪法。[43]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1000页。[16][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三）刑事政策宪法化的规范意义 以宪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实质来源，当然首先是一种取向于法秩序的融贯性和正当性的价值主张。
实现对国家刑罚权的有效控制，是刑法和宪法两个学科的共同目标。[3]参见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法学家》2012年第2期。
即便在将来，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也都主要是刑法科学和刑事法庭的问题。杜宇：《刑事政策与刑法的目的论解释》，《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73]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法学》2015年第10期，第6页。[28]劳东燕：《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37页。
从我国宪法第28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等表述看，这些刑罚目的都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这其中有两个部分，亦即构成要件理论和罪责理论，被解释成是刑法中特有的规则，而违法性领域，人们则要贯彻和履行整体法秩序的任务。她在最新的关于法益衡量的研究中，认为有必要引入法治国的基础利益这样的概念，并以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为中心来展开对其的理解，对具体的制度利益的解读，既要超脱于对当事各方现实法益的考量，又要以法治国的基础利益（尤其是宪法基本权利）所彰显的价值作为必要的指导。刘树德：《宪政维度的刑法新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以下。
[114][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主张沟通刑事政策和刑法体系的罗克辛教授也警告：若允许通过刑事政策上的评价来打破教义学上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这就要么会导致不平等地或者专横地适用法律——这样体系所具有的优点立马荡然无存，要么就找不到既依赖于任何体系的、可以直接进行评价的，又具有法安全性和可以对法律素材进行控制支配的案件问题的解决答案了。
（我国的刑法制定于现行宪法之前，也与此形势类似）因此，在落实依宪治国的目标下，刑事政策就不应该交由立法者自由裁量，相反，立法者的刑事政策判断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实证主义的体系思维会导致刑法学和刑事政策的对立，在教义学上是正确的东西，在刑事政策上却是错误的，或者在刑事政策上正确的东西，在教义学上却是错误的[39]。
因此，对于法益概念，有在宪法基础上重新思考的必要。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李斯特鸿沟，重视其限制国家、保障人权的宪法意义，而警惕轻言跨越这一鸿沟所可能导致的宪法风险。但此种宏观论说以价值宣告为主，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具体实践缺乏直接意义。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对根本性剥夺个人自由的刑罚的合比例性审查，甚至可以回溯到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刑法立法与司法中的活性化民粹化应急性被动化压力回应型的趋向，国家刑罚权的扩张冲动[8]，有从宪法层面予以评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研究是针对刑法体系输出结果的合宪性判断，对刑法一般原理的脉络的把握往往不足，容易给刑法学者以无章法的局外论事的印象。
[4]此种融贯性有赖宪法规范与部门法规范之间的诠释循环和相互动态调适，杜强强教授指出：一国法律秩序本是一个动态的规范体系，对法律的解释需要考虑到宪法的规定，而对宪法的解释岂能无视普通法律的规定？法律解释者负有义务将宪法与下位阶法律规范互为动态调整而维持法律体系的和谐。1948年，意大利制订新宪法，在新宪法的自由民主价值笼罩下，意大利的刑法体系进行了从立法到司法的多层次调整，包括对刑法典的个别修补、宪法法院的运作，在刑法的司法适用中以宪法精神来消除专制色彩，变革刑法学的理论学说，等等。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权利侵害说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观和法治主义影响的结果，其核心精神是让刑法摆脱宗教和伦理的束缚，严格区分合法性和合道德性，拒绝将仅仅是违反宗教戒律和伦理规范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参见张翔：艾尔弗斯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但无论如何，法学必须针对本国的法秩序和法律实践。
[50][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49]实际上，在其他层次也存在刑事政策考量。[89]一个具有批判立法功能的法益概念，应当与宪法确立的价值秩序建立勾连。
不是指法律位阶，因为政策本身不是法律，所以不能置于法律效力之位阶体系的评价中，[46]更是明确认为刑事政策是法外因素。[3]一国的法律体系应当具备融贯性，而现代宪法构成法律体系的规范基础和价值基础，各部门法的规范与学理更有向宪法调整之必要。
那么，这种根本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刑罚是否合宪？ 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基于合宪性考量，甚至可为合宪性的法律续造。
由于在同样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中，立法者选择了更为严厉的手段而非最温和的手段，因而无法通过必要性审查。在宪法笼罩下反思重构刑法的学理体系，是一个极为宏大而细节上丰富精微的工程。
其中，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此，在笔者看来，刑事政策和作为刑法体系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就是宪法价值在刑法立法和司法不同层面的贯彻。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控制：未竟话题 前文以李斯特鸿沟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宪法教义学的笼罩下，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价值沟通与体系融贯，并以刑九修正案中的两个争议问题为例，探讨了法益概念的宪法相关性和刑罚的比例原则审查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体系的发展中，刑事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99]但德国宪法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终身自由刑并不违宪。特别是，刑事政策总是指向同犯罪进行的预防性斗争，这与刑法体系取向宽容地保护自由之间是存在紧张关系的。
刑法教义学的论证于此得到了宪法教义学的补强。[80]（2）张明楷教授认为立法者的选择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
这是因为：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观察法律，便必须取向于宪法。[15][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